作者：孟国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唐人

　　中国古代前期的日动及刻石多带有某种象征含义或政治倾向，魏晋至南朝时期的常刻吃瓜网站热门事件网站碑禁方针更是使得刻石与日常活动较为疏离。唐代今后，石活刻石习尚大开，其文上至帝王诏令，学含下至一般落款、唐人行记、日动及书札等各类文字、常刻各种文体均可上石。石活刻石逐步成为唐人日常活动的其文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刻石活动，学含不只有助于调查唐人行迹，唐人并且与诗文创造、日动及著作保存产生亲近相关，常刻具有很大的文学含义。

　　刻石是唐代文人非常注重的重要活动，乃至与他们的官吏阅历相一直。唐代朝廷官员刻石，以郎官石柱落款和御史台精舍落款最为重要。尽管开始仅仅题写于厅壁，可是随后即被摹刻上石，郎官与御史们的落款无疑为刻石活动供给了蓝本，能够说他们在必定程度上参加了前期的刻石活动，至少为刻石活动做了预备。唐人多以担任清要的吃瓜网站热门事件网站郎官为荣，刘禹锡即曾在《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中不无夸耀地说：“名姓也曾镌石柱。”石柱即立于尚书省的郎官石柱。郎中、员外郎的名字最早也直接题写于郎署厅壁，开元年间左司郎中杨慎余主张改为刻石，创设郎官石柱。开元二十九年，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详记其事，文中云：“断自开元二十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行及，来者不行遗，非贵自我，盖取随时。”意味着从本年起，尚书省各部郎中、员外郎之名直接刻于石柱之上。此前的落款，则于贞元年间再刻时补入。唐代以法管理全国，也特别注重宪官，故御史位置颇高。御史台精舍碑阴落款，共刻有侍御史并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督查御史等官员的落款一千一百余人次。有些人的落款乃至三见、四见，当是由他们屡次任职于御史台所造成的。

　　唐代官员任职当地期间，亦多有题刻留存。长庆四年六月，时任宣歙池团练调查副使的杨汉公曾至宜兴，在洞灵观、张公洞等地留有题刻。开成四年三月，时任湖州刺史的杨汉公在公事之余率幕僚及子侄出游长兴顾渚山，于明月峡霸王潭留有题刻：“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待章、军事衙推马柷、州衙推康从礼、乡贡进士郑璋、乡贡进士曹璘，开成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进士杨知俭随从行。”这些题刻逐步成为名胜佳迹，屡为后人欣赏。如嘉庆六年春，钱大昕至吴兴顾渚山明月峡访得杨汉公霸王潭落款，并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详记其事。千余年后，唐代刻石已百不存一，而这些著录则为咱们调查唐人的刻石活动供给了牢靠的依据。

　　因为官职的变化，有的刻石要经过绵长的等候方能完结，乃至超越十年。如唐肃宗乾元三年七月，颜真卿书《全国放生池碑》，恳求肃宗赐碑额，肃宗赞同后，颜真卿即被贬为蓬州长史，刻石之事遂被放置，从前购置的碑石也“委诸岩麓之际，未遑崇树”。直到代宗大历九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的第二年，因州城西之白鹤山多乐石，遂“采而斫之，命吏干磨砻之，家僮镌刻之，建于州之骆驼桥东”。食客主张集肃宗所赐批札中的文字刻为碑额，颜真卿撰《乞御书题额恩敕批札碑阴记》记其始末。颜真卿一直未能忘怀《全国放生池碑》，悬置心头长达十余年之久，他对刻石之事的注重可见一斑。

　　刻石作为一项日常活动，与唐人的诗文创造也产生了亲近相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榜首，许多诗文自身即为刻石而作，特别是各类碑铭、墓志等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更是如此。有些诗人创造的起点便是为了刻石，如会昌四年在龙门寺僧人和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洛阳龙门的八节石滩总算疏通，使得“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量之苦，忽乎一旦尽除掉之”，白居易有感而赋《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于序中自道创造意图便是刻石：“因作二诗，刻题石上。”第二，许多刻石又反过来催生了新的诗赋创造。如大和九年，白居易过女几山，见裴度平淮西时所刻诗篇，引发诗兴，因作长诗，讴歌裴度讨平淮西之积德行善，并刻于后，以引起采诗者、修史者以及来往观者的留意。白居易在诗题中有具体阐明：“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新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来往观者，知公之积德行善本末前后也。”又如开成元年孟夏，李德裕由袁州刺史转任滁州，北归途中路过乌江，因见前人褒美项羽之刻石，与己意不合，所以作《项王亭赋》以申其意。序云：“丙辰岁孟夏，余息驾乌江……因睹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项氏之材，叹其屈于天命……余以为否则矣。”白居易过女几山诗、李德裕《项王亭赋》，正是缘于前人刻石的激起而作。

　　有些刻石活动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颜真卿因喜欢清远道士诗而将其刻石，并继作一首，同时上石。后来李德裕又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晚唐时期的皮日休、陆龟蒙均有和作。清代黄本骥编《颜鲁公集》时，将诸人之和作全部刻入，并撰有案语：“今以李文饶及皮陆和作汇录于后，以见一时追和之盛。”颜真卿看似往常的刻石活动，却引起了后人的隔空唱和，其所刻诗篇的传达作用也大大增强了。

　　唐人频频的刻石活动，在文学著作的保存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唐人关于刻石的重要性有清楚的知道。欧阳修曾指出大凡颜真卿所到之处，皆有其题刻：“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视其巨书深入，或托于山崖，其意图未尝不为无量计也。”刘蔇曾将叔父刘禹锡《桃源行》《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等诗刻石，并有刻石题记云：“叔父元和（当为贞元）中征昔事为《桃源行》，后贬官武陵，复为《玩月作》，并题于观壁。尔来星纪再周，蔇牵复此郡，仰见文字暗缺，伏虑他年转将尘没，故镌在贞石，以期永存。大和四年蔇谨记。”均是出于经过刻石致使永存的考量。

　　刻石为唐人诗文的保存供给了极大的便当。如北宋时期宋次道收集石刻所见颜真卿诗文，多达十五卷；清代黄本骥从头为颜真卿编订文集，更是搜得石刻近千种。黄氏云“欧、虞、褚、薛、裴、柳诸家石刻之存于世者，皆不若鲁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无一编以聚之，而忍令其剥蚀于风霜榛莽之地、敲火砺角之余乎？偶检行簏，得石刻如千种，案年编次，题曰颜书编年录。”唐代刻石习尚之盛况，由此略窥一斑。即使是残缺不全的刻石，也有其含义。黄庚《离堆颜鲁公祠堂记》云：“上元中，颜鲁公为蓬州长史，过新政作离堆记四百余言，书而刻之石壁上，字径二寸，虽崩坏剥裂之余，而典型具在，使人见之傲然也。”黄氏目击真卿《离堆记》石刻，虽崩坏剥裂，而傲然加敬。

　　刻石也有助于文学著作创造时代的确认。如杨汉公的霸王潭题刻为咱们断定《曹娥诔辞》的创造时代供给了有力的依据。辽宁博物收藏有传为王羲之所书绢本《曹娥诔辞》，并附有韩愈、柳宗直、杨汉公、怀素等人的题跋。杨汉公于开成四年得观此诔，并于卷末留下“□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杨汉公记”跋语。南唐昇元二年正月，此诔及诸人题跋被琅琊王氏摹勒上石，清赵绍祖曾得其拓本，亦有“□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杨汉公记”等字。学界多以为此诔乃宋人仿作，韩愈等人的题跋并非真迹，徐邦达先生却因杨汉公题跋的存在，坚定地以为“此卷必是晚唐开成四年己未今后的临写本”。许力于2018年前往明月峡访得杨汉公霸王潭题刻，指出“杨汉公的石刻落款落款，与墨迹本上的签名比对，笔法和结字都彻底符合，根本能够必定，辽博收藏《曹娥诔辞》墨迹上的杨汉公题款是可信的手迹”，然后证定今传《曹娥诔辞》的创造时代不晚于唐代，为这一争议画上了满意的句号。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3日 13版）。